发布日期：2025-05-24 01:27 点击次数：178
冯国富 程云霞
摘要：以固原于家庄、马庄等地系统发掘的东周墓地所出土的各类青铜兵器以及金、铜动物牌饰等器物组合为特征的青铜文化遗存，是北方系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较全面地揭示了这支青铜文化遗存的内涵。它反映了西戎民族杰出的创造力。以动物纹为题材的表现内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远古时期这一地区的地理、地貌以及西戎民族繁衍生息的生活状况。固原青铜文化遗存无论从其存在的时间看还是从其分布的地域看，都与东周时期的“西戎八国”关系密切。固原青铜文化和姜戎文化、匈奴文化、山戎文化有相近的地方，但都同样存在着较大差异。它只存在于陇山周围地区，有着明显的地域特点，是一支自成系统且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少数民族青铜文化。
关键词：固原；青铜文化；动物牌饰；时代特征
中图分类号：K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331(2010)04-0055-04
收稿日期：2010-06-16
作者简介：冯国富（1955-），男，宁夏彭阳人宁夏固原博物馆研究员；程云霞（1963-），女，宁夏海原人 宁夏固原博物馆副馆长､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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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原出土的青铜动物纹牌饰
固原青铜文化是学界所称的“北方系青铜器文化”范畴的一支——“戎狄青铜文化”，是北方游牧民族历史的产物。兽首青铜兵器、青铜动物牌饰亦是北方系青铜器文化代表性的器物之一，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反映了商周至汉代东胡、戎狄、匈奴等民族杰出的创造力，以动物纹为题材的表现内容可以让今人领略到远古时代这一地区的地理、地貌以及这些民族繁衍生息的生活状况。尤其各个墓地出土的各类青铜短剑、铜柄铁剑、戈、矛等兵器，风格独特且工艺精美的虎纹、虎噬羊、怪兽纹、翼马纹、子母豹、人驼纹、奔鹿、羚羊、卧牛、鸟纹等各类金、铜牌饰以及动物纹金扣饰、鹰头、兽头带钩、凤鸟纹铜当卢等，为北方系青铜文化不同支系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固原地区境内相继发现了以动物纹样为主要特征的青铜器，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宁夏文物考古工作者先后在原州区东郊、西郊(今清河镇)、河川乡石喇、阳洼，杨郎(今头营镇)马庄，三营镇，头营镇平罗，彭堡镇于家庄，彭阳县草庙乡张街，交岔乡苋麻，刘塬乡(今草庙乡)米塬，白阳镇中庄、崾岘、姚河，红河乡野王村，新集乡沟口，古城镇王大户，泾源县大湾乡绿塬，西吉县新营陈阳川，兴隆镇，将台乡，白崖乡，偏城乡等地均发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1]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我区考古工作者还先后系统地发掘了彭堡撒门于家庄、杨郎马庄、新营陈阳川、草庙张街、古城王大户等地战国时期墓葬百余座。除出土有马、牛、羊头、蹄骨殉葬品外，墓主人头低足高、头东脚西的各式土洞墓以及独特的葬俗与随葬品，大型的青铜车具，风格独特的青铜兵器，制作精细且工艺精美的金、铜牌饰和扣饰以及骨质车马器、生产工具等文物近万件。为更进一步研究固原青铜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也使固原成为除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之外研究北方系青铜文化最重要的地区之一。固原出土和发现的青铜动物牌饰及扣件主要如下：
1.鸟纹铜牌饰：43件，战国，固原县彭堡乡(今原州区彭堡镇)撒门于家庄墓地出土。35件平面为“S”形，正面有一鸟纹图案，背有拱形钮，分六式。另外4件由反向对称的双鸟头组成，弯曲处有两个月牙形孔。鸟形牌饰是于家庄有代表性的器物之一。(现藏宁夏固原博物馆)
2.双鹿透雕铜牌饰：1件，战国，固原县彭堡乡(今原州区彭堡镇)撒门于家庄墓地出土。长3.4厘米，宽3.1厘米，厚0.25厘米。牌饰图案由双鹿构成，雄鹿双腿骑在雌鹿髋部作交配状，雌鹿头、颈部弯曲与雄鹿头部相对，唇部衔接。(现藏宁夏固原博物馆)
3.虎噬纹铜牌饰：1件，战国，固原县杨郎乡(今原州区头营镇)杨郎出土。长8.2厘米，宽5.2厘米。虎背拱起，头部下垂，额部饰一圆环，竖耳目视前方，口噬一物。前身及双腿饰有鳞片纹，后半身及双腿为素面。虎尾细长下卷至两后腿前部，饰有片云纹。四爪粗大有力。(现藏宁夏固原博物馆)
4.透雕动物纹铜牌饰：2件，战国，9月固原县杨郎乡(今原州区头营镇)杨郎马庄墓地出土。(现藏宁夏固原博物馆)
Ⅰ式：虎噬兽纹铜牌饰，长8.1厘米，宽4.5厘米。虎体肥大，两眼高凸，小耳竖起，张口利齿噬一兽。长尾下垂，背饰有一钮。
Ⅱ式：雄狮噬兽纹铜牌饰，长9.5厘米，宽5.2厘米。狮巨首，整体肥圆，四肢粗壮，造型富有浮雕感。长尾上卷搭于背上，张口噬一小兽。狮身有圆形镂空一个，背部饰有三个桥形钮。上述两件牌饰与内蒙古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虎咬羊纹牌饰造型相似，微小的区别仅在于前者尾上卷，后者尾下垂。时代应属战国早期。
5.奔鹿铜牌饰：1件，战国，9月固原县杨郎乡(今原州区头营镇)杨郎马庄墓地出土。长13.8厘米，宽11.3厘米。鹿角回卷至背部，长吻，前身短颈直挺，短尾上翘，前肢后屈，后肢前伸作奔跑状。(现藏宁夏固原博物馆)
6.怪兽纹金牌饰：1件，战国，征集于固原县(今原州区)中河乡。通体长方形，长6.2厘米，宽4.7厘米，厚0.5厘米，重84.1克。兽形似虎，低首张口，大眼圆睁目视前方，利齿外露，鼻部上卷，长尾下垂作行进状。器表饰勾云纹、条纹、三角纹等，背部饰有一钮。(现藏宁夏固原博物馆)
7.翼马纹金牌饰：1件，战国，固原三营乡(今原州区三营镇)出土。长方形，长6.9厘米，宽4.5厘米，重94.2克。主题纹为一作飞行状的翼马图案，马背与腹部饰有六只小鸟，边沿饰有麦穗纹一周，牌饰两端各饰有一圆形小孔。整体构图形象生动，工艺精巧。(现藏宁夏固原博物馆)
8.鎏金虎纹铜牌饰：1件，战国，征集于固原县(今原州区)。长8厘米，宽5厘米。此牌饰为一低首站立的老虎，虎体臃肿肥大，虎身素面，背部弯曲，边饰有凸绳纹带。怒目圆睁目视前方，嘴上部弯曲，尾巴下垂尾部上翘。(现藏宁夏固原博物馆)
9.虎噬羊镀锡铜牌饰：1件，战国，彭阳县沟口乡(今新集乡)出土。此牌饰为透雕虎噬羊纹图案，老虎长颈细腰拱起，尾巴下垂稍向后反卷，虎口噬一羊，形象凶残，小羊仰身作挣扎状。虎背中部饰有一兽形透雕小钮，应为作带之用。整个构图生动地表现出老虎强劲有力的凶残神态，也反映出小羊幼弱的挣扎神态。(现藏宁夏固原博物馆)
10.虎噬羊透雕铜牌饰：1件，战国，6月西吉县新营乡陈阳川出土。长11.9厘米，宽6.7厘米，厚0.2厘米。此牌饰为一怒目圆睁的长嘴兽，形似猛虎，口噬羊，背部利爪下匍伏羊头呈卷曲状，形似凶残。小羊大眼圆睁、立耳作挣扎状，兽身饰卷云纹和粟点纹，尾巴与鬃部对卷于背上，额头部饰有一环。整个牌饰不甚规则，面微鼓，背部呈凹形单钮。(现藏宁夏固原博物馆)
11.透雕子母豹纹铜牌饰：1件，战国，固原县杨郎乡(今原州区头营镇)杨郎出土。高4.7厘米，宽5厘米。图案为一大豹和小豹，母豹身体弯曲，头部下垂，子豹尾部顿地，身体直立，下鄂紧贴大豹额部。两豹腿、尾部相交。构图形象生动，十分精美。(现藏宁夏固原博物馆)
12.虎纹铜牌饰：1件，战国，彭阳县罗洼乡郭阳洼村出土。长9厘米，宽4厘米。此牌饰为一低首站立的老虎作行进状，虎体肥大，前半身饰羽状绒毛，后半身素面。睁眼下视，张嘴呲牙，前额饰有半圆环扣。尾巴弯曲下垂于两腿间。(现藏彭阳县文物管理所)
13.人驼纹铜牌饰：1件，战国，彭阳县草庙乡张街村出土。通长6.3厘米，高5.1厘米。骆驼四肢弯屈作平卧状，昂首圆眼，长颈，背骑一人，身着长服，腰系带，下摆宽松，右手握驼鬃，左手倚驼后峰，回首目视后方。背部饰一桥形钮。(现藏彭阳县文物管理所)
14.羚羊铜牌饰：1件，战国，彭阳县草庙乡张街村出土。通长4.5厘米，高3.5厘米。四腿分并站立，挺颈低首，闭嘴睁眼下视，长角上翘弯至后背，长鬃毛下垂于额头，胡须斜下垂。羊体各部比例适中，棱角分明。(现藏彭阳县文物管理所)
15.卧牛铜牌饰：2件，战国，分别为1998年至2001年征集于固原县和西吉县。两件牌饰图案相同。牌饰整体为一膘肥体壮的卧牛，肩部与尾部隆起，腰部下蹋，头部斜垂，怒目圆睁，两耳、两角直立，长尾下垂。牛身整体毛纹舒展流畅，形象逼真。(一件现藏固原博物馆，另一件现藏西吉县钱币博物馆)
16.动物纹金扣饰：1件，战国，固原县头营乡(今原州区头营镇)坪乐村出土。整体呈圆形，直径3.1厘米，高1.2厘米，重26.5克。主体纹为二虎二鹿构成两组相同的虎鹿盘曲噬斗图案。两虎分别口噬两鹿颈部，两鹿双眼圆睁，后肢搭于虎背之上作挣扎状。背部饰有一钮。此扣饰构图形象生动逼真，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现藏宁夏固原博物馆)
17.凤鸟纹铜当卢：3件，战国，西吉县新营乡陈阳川村出土。3件形制、尺寸相同，整体轮廓作一花瓣形，通长6.1厘米，宽4.2厘米。上部为二鸟回首相对，鸟尾合并展开形似三花瓣，下部圆形凸起上浮雕一团身小兽。背面有一钮。(现藏宁夏固原博物馆)
二
固原青铜文化金铜牌、扣饰
以及其它器物的艺术特征
上述固原青铜文化中的牌饰是北方草原民族佩戴在腰间革带上的饰物，外形大多为不规则长方体，背部饰钮，兽头有扣，多为透雕。内容一般顺应动物的动势轮廓剪影，留下物象，将衬底部分挖空成透雕形式。这种艺术手法的处理使牌饰呈现出独特的审美特征。牌饰上的主纹充分展示猛兽互斗、弱肉强食、肉食动物吞噬草食动物、猎取等题材。它的艺术构思来源于北方草原民族长期的游牧生活。世代相传的狩猎活动使这些民族能较熟练地掌握动物的生活规律，动物的形体美、力量美、运动美刺激着他们的感官，愉悦促使他们对动物的美产生出表现的欲望。在以采集狩猎为主的生存活动中，动物是他们的生存依赖，动物身上的一切对于他们的生活都有极高的价值，肉可供人食用，皮既可做衣服又可交易，骨角、牙可做生产工具和装饰品。
由此可以推断，各类牌饰的题材、艺术构思、表现特征、审美意识均来源于现实生活。就每个牌饰构图而言，更符合随形、对称等古朴稚拙的构成方式。如上所述，饰牌纹饰中有鎏金虎纹铜牌饰、翼马纹金牌饰、怪兽纹金牌饰、虎纹铜牌饰、卧牛铜牌饰、羚羊铜牌饰、奔鹿铜牌饰等个体动物图形;双鹿透雕铜牌饰、透雕动物纹铜牌饰、透雕子母豹纹铜牌饰等成对的动物图形;虎噬纹铜牌饰、雄狮噬兽纹铜牌饰、虎噬羊镀锡铜牌饰、虎噬羊透雕铜牌饰、动物纹金扣饰、凤鸟纹铜当卢等多个动物以及人驼纹铜牌饰等人与动物组合图形等。动物形态有立、走状兽形、蹲踞兽形、弯曲兽形、回首顾盼兽形、挺颈长嘶兽形、撕咬吞噬兽形、回蹄腾跃兽形、曲足横卧兽形等。总之，各类牌饰、扣饰、兵器、车马饰等以各种动物为题材内容，向世人证实了黄土高原西缘的固原地区远古时代森林密布，野兽成群出没。也正是古代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造就和培养了西戎等民族粗犷古拙、浑厚豪放的审美特征和浪漫自由的表现手法。
三
固原青铜文化与相邻地区青铜文化的族属关系
关于宁夏固原青铜文化墓葬与内蒙古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墓葬的族属关系，就固原彭堡于家庄、杨郎马庄等墓地遗存而言，它们之间则表现出了更多的相近性。两地都盛行殉牲的习俗，随葬器物组合中都有相同的青铜短剑、刀、带扣、双鸟形饰牌、环饰、铜管、兽头饰等。但是它们之间的差异性也明显存在。首先表现在墓葬形制上，鄂尔多斯地区的青铜文化墓葬均是土坑竖穴墓，未见土洞墓。在随葬器物上，于家庄墓地所出土的矛未见于鄂尔多斯地区，骨器制造业的发达及各种骨制品之多也是鄂尔多斯地区所不能比拟的。而鄂尔多斯地区的陶器除单耳罐可作比较外，其他器形则未见于于家庄墓地。这种明显的差异是难以将固原青铜文化纳入鄂尔多斯青铜文化模式之内的重要根据。还需要指出的是，于家庄、马庄墓地与太行山以北、燕山周围地区的所谓山戎文化也有许多相似的地方。除了表现在殉牲的习俗外，还表现在许多器物的相似，如两地都有相似的戈、短剑、刀、锥、凿、斧、带扣、铃饰等器物。当然它们之间的差异同样明显，显然是不同部族文化的反映。具体地说，这些地区大都有类似于家庄、马庄青铜文化遗存的发现。因此我们将于家庄、马庄、陈阳川、张街等固原境内的春秋战国墓地推定为‘西戎文化’遗存，在时间和地域上都是不会有太大问题的[2]。据近年大量的考古资料表明，固原地区青铜文化遗存只存在于陇山周围地区，有着明显的地域特点，应该是一支自成系统且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少数民族青铜文化。同时亦为区分北方系青铜文化的不同支系提供了依据。
西戎文化是以陇山周围地区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少数民族文化。可将宁夏(以固原地区为主)、甘肃庆阳、平凉等地区发现的青铜文化统称之为“西戎文化”，以与鄂尔多斯地区的“先匈奴文化”[3]相区别。西戎文化和鄂尔多斯地区的先匈奴文化之间有较多的相似性，这一现象可能与西戎文化的北界和先匈奴文化相邻因而相互影响有关。也可能在西戎与周、秦的长期战争中，部分西戎人投奔匈奴，加入匈奴民族之中有关。正如蒙文通先生所说：“义渠既失河南，余众为匈奴”[4]，这虽然说的是战国晚期西戎最后一支义渠戎被秦所灭，义渠戎余部成为匈奴的情形，但是西戎中不断有部族加入匈奴的情况在春秋或战国整个时期也完全可能存在。
总之，就固原地区目前已发现的春秋战国墓地所出土的资料而言，虽然程度不同地和陇山东地区的姜戎文化、鄂尔多斯地区的匈奴文化、燕山周围地区的山戎文化有相近的地方，但都同样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学界认为在宁夏境内特别是固原地区发掘的春秋战国墓地遗存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西戎文化遗存的内涵。固原青铜文化无论从其存在的时间看还是从其分布的地域看，都与春秋战国时期的“西戎八国”关系密切｡宁夏地区北方系青铜文化可命名为“戎狄青铜文化并将其分为毛庆沟类型的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和杨郎类型的黄土高原青铜文化且北方系青铜文化是具有民族多元性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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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罗丰，韩孔乐。宁夏固原近年发现的北方系青铜器 [J]. 考古.1990，(5).
[2]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固原杨郎青铜文化墓地 [J]. 考古学报；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吉县陈阳川春秋战国墓地发掘简报 [M]// 宁夏考古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彭阳县文物站。宁夏彭阳县张街村春秋战国墓地 [J]. 考古2002，(8).
[3]田广金。近年来内蒙古地区的匈奴考古 [J]. 考古学报，1983 (1).
[4]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 [M]. 台北：龙门联合书局.1985.
发布于：北京市